“高质量办医”，到底“高”在哪里？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医疗体制进行了逐步的改革，经过数十载，在政策、资本、支付、人才以及技术等多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这场浩浩汤汤的变革中，社会办医作为我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演化发展。

根据历年中国医疗卫生年鉴的统计，中国民营医疗机构无论从数量还是体量上，都在持续提升，2023年年末，全国共有民营医疗卫生机构52.6万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49.1%，可谓近乎半壁江山。但是，从出院人次上看，2023年中国有约3亿次的出院人次，民营医疗卫生机构的出院人次却仅仅只有4500万，只占医院总出院人次的18.2%。

这说明，在蓬勃发展的民营医疗中，还面临着更加深层次且结构化的问题，亟待解决——机构多、单体规模小；技术能力有限，服务量占比少；营利性和专科类机构居多；违法违规执业问题较为突出。

于是，越来越多的舆论关注点聚焦到了“高质量发展”，那问题来了，高质量发展，到底“高”在哪里？

12月6日至8日，由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主办，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承办，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的第三届海峡两岸社会办医发展峰会在广州增城召开。

（图注：第三届海峡两岸社会办医发展峰会）

此会议既围绕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也借鉴了两岸四地在医疗发展道路上的经验，丁香园受邀出席会议，就两岸四地的社会办医有关热点话题，深度对话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王立基，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澳门镜湖慈善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培娟以及联合医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联席行政总裁郭卓君五位专家。

 

就业，医生是否有了新的选择？

“卷”这个词在医疗行业，早就习以为常——从医学生到医学博士的近十载光阴，从住院医到主任数十载的打磨，从带组带教到SCI、国自然，从大学到医院，只需要按程序“卷”，一眼到头的稳定是手拿把掐。

”医生嘛，想着稳定些，旱涝保收。”这样的想法普遍且根深蒂固。

但近些年，社会办医从野蛮扩张莆田系的铺天盖地，到现阶段讲人才讲品牌的持久战，加上时不时媒体报道部分体制医院也降薪“卖身”，让大家开始思考，这样一切是否有了新的选择？

人才，尤其高水平的专业人才获取问题，常常与社会办医联系在一起，然不可否认，在公立医疗体系为主的社会中，科研资源、人才培养、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公立医院的确拥有难以企及的优势。这也是为何谈及到“社会办医”，必然谈及到的人才之困。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从自身的经验建议，医学生的确选择更多，无需只锚定在公立医院，大型规范的民营医院，也是不错的职业开启之路。

（图注：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

但是汪建平也坦言：“卷，在哪里都一样卷。”

那在社会办医进程稍早的港澳台呢，的确，如你所想，这三地医疗人才的流动更多是由市场待遇的经济杠杆来协调，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介绍到：“中国台湾的公立医院就是以退休保障等福利来留住人才，而民营医疗机构更多提供的是多元化的发展机会。但这些的前提，是均质化。”

（图注：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

 

那何谓均质化？又如何做到均质化？

澳门在社区首诊制上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王立基以澳门首诊制的特色为例，在澳门，首诊制在社区，如果患者自行看病，需要自行支付30%的医疗费用。“但这不是强制的要求，是基于均质化的医疗水准为前提条件的。”

（图注：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会长王立基）

十年前，国家卫健委推出5+3+x，这项政策的推动看起来牵动的是医学生，但实则有着国家更深层的底层逻辑。

“一人看病，全家族跟着，拖家带口，还需要背负住宿路程费用，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王立基会长说了当下偏远医疗技术欠发达地区群众就医的现状，“国家推行分级诊疗，主流便是服务于医疗服务可及性及均质化。”

均质化是整体医疗水准的均质化，从医学生的培育到分级诊疗等一整套的连贯措施，而这样的均质化培育，既节省了患者的就医顾虑和负担，也会让医生更加自由。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提到，“在中国台湾，医学生出社会没有例如优先考虑公立的说法，哪里待遇好就去哪里，这是市场规律。公立医院会靠退休保障来留住人才，民营医院则是从锻炼机会和选择上，给予医生更强的吸引力。”

近些年国家不断推动医疗资源沉，互联网医疗的推动，包括前段时间提出的医疗机构之间检查结果互认的举措，都从患者和社会良性运行的角度来推动。

 

AI助力打破信息孤岛

近些年，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AI取代各行各业的新闻也成为大家探讨的话题，但是“AI取代医生”的说法，也得到了我们五位专家的不同理解。

在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看来，AI并不是新的东西，只是算法进行了更新运用的到了升级，“科技发展迅猛，但是视安全和法规为圭臬的医疗行业，科技更多应该像辇，而不是向前奔跑的马。”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也认为，在医疗这个讲究温情度人情味的领域，AI不能代替人本位的理念，“AI更多是在医疗辅助影像等方面，提高医疗效率，但是医疗满意度还需要人。”

而在AI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上，大陆的发展速度和成果是惊人的，澳门镜湖慈善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培娟犹记得有一次在大陆参观时，AI机器人医生诊断出来的结节更多更加精准，也基于那次参观，回到澳门之后，就推动落实AI机器人参与到辅助医生影像诊断的工作中。

（图注：澳门镜湖慈善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培娟）

而在中国台湾，AI在释放医护人员的繁琐工作上更加“得心应手”——护理人员交班、病人的病程管理、提前预检等方面，AI都可以交出满意的答案，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指出，AI技术的发展，打破信息孤岛的信息，真正实现信息融合，意义突出。

如果一位罕见病患者来就医，如果处在信息孤岛下，患者也不如实提供病情的情况下，医生漏诊误诊的可能性会提高，但是AI却可以打破这些障碍。

尽管AI能辅助诊疗，提高效率，但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也依旧认为：“在社会办医中满足社会个体的医疗服务需求上，AI不能替代人。”

 

始终以人为本，“高质量办医”的底层逻辑

多少人看病的时候会经历一次多问几位医生，多个平台问诊，甚至多个医院寻诊的情况？

“高质量不等于高价格，这个误区需要破除。”在联合医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联席行政总裁郭卓君看来，高质量的底色是深植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彼此信任，这既要求患者对医生的全然信任，底色也是具备均质化一定水平的医疗专业水准和专业背景。

（图注：联合医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联席行政总裁郭卓君）

“病人和医生之间需要建立互信，所有的医疗服务就可以比较完美的解决。而这不是钱可以买到的。”

这不得不提到医院的两层属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在台北医学大学董事长李祖德看来“医疗是种树，不是种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与时间为伴。我常常和很多人提到，如果要社会办医，那就需要与绩效‘脱钩脱敏‘，不是不讲究效率，而不是被绩效牵着鼻子走。”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批“吃社会办医螃蟹”的是个人、社会资本。但是久而久之会发现，在资金有限前提下，逐利是人之常情和本性，否则无法生存。外加中国社会办医拥有自主定价权，那就容易出现“莆田系医院”等违规违法的乱象丛生。

王立基会长提到，尽管目前行业有些亟待规范的问题，但是社会办医近些年涌现了类似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厦门长庚医院、湖南旺旺医院等一批优质的民营医院，“在以人为本的行医准则下，险资办医、集团化办医，的确更经得住时间和形势的考验。“

近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为险资办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促进了商业保险在医疗领域的发展。此外，随着老龄化加速和疫情后人们对个性化、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险资办医、集团化办医等社会办医形式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医疗服务，满足了大众的需求。

正如王立基会长所言，商业医疗保险的加入，为社会办医提供了有力资金支持，早期进入医疗养老领域的险资医院，惠及了包括商业保险人群在内的众多人群。

以在2014年前瞻布局的前海人寿集团为例，目前已经拥有4家医院，其中2019年7月正式开业的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经过5年的运营，在医院品牌、人才梯队、硬件设施、医疗服务质量等多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办医中积累了较好的口碑。医院不仅在定制化医疗保险产品的开发，同时通过港澳药械通的转化，提供更先进的医疗技术，在满足差异化医疗需求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潜力。眼下这个时期正好是支持商业险补充的时间节点,医险结合也是未来发展方向。

正如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荣誉院长汪建平所说，在我国社会办医中，有两股力量更加合适——“险资和基金会是最好的办医力量，有时个体力量有限，而且不可避免的会追求回报和变现。但是基金会和险资就不一样。” 医疗需要讲究效率，但是以人为本，整体上不能偏向营利性。

的确，拥有153年历史的澳门镜湖医院，就是非营利性医院，院长吴培娟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理解，阐释了自己对“高质量社会办医”的理解——“高质量医疗”不是我给你给最好的药，开大处方，就是高质量了，我们会需要医生，服务到位，关心到患者的心理需求，人文关怀，我们会给医生护理人员给予到人文关怀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怀有慈悲之心。

医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无论是社会办医还是公立医疗，医生与患者围绕的依旧是人，时刻谨记——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以人为本，不忘初心，才是最好的“高质量办医”的底层逻辑。